问题是时代的声音。为什么要专门强调“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不在于数量，关键在于应用、在于有效”？这恰恰说明，最高检党组敏锐地察觉到个别地方在实践中背离了这一要求，出现了把路走偏的苗头。比如，有的地方在研发中受“数字冲动”驱使，盲目追求数量，把数量当成绩；模型呈现同质化，简单模型重复构建、功能重叠现象明显；一些模型脱离实际需要，应用率低下，引发“模型空转”“一次性使用”等问题。此类问题若不及时纠正，不仅造成资源浪费，可能加重基层负担，更会进一步诱发数字攀比，滋长形式主义，危害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
端正认识，才能正本清源。要准确把握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“关键在于应用、在于有效”的定位和要求。开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初衷，是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司法办案，依托大数据发现类案监督线索，通过个案办理、类案监督促进源头治理，推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。模型若仅停留在“建成”阶段，便会成为脱离实际的“空中楼阁”，唯有投入实践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、释放效能。模型用得好不好，要通过是否有效进行检验和判断。何为“有效”？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拓展案源、发现线索、助力开展精准监督；能否有效推动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源头治理，解决基层存在的普遍性、倾向性问题，促进深层次社会治理。唯有经得起实践检验、能解决真问题的模型，才是“好模型”。

纠偏祛弊，还要深挖“重数量轻质量”背后的错误政绩观。为什么一些地方会出现片面注重研发、盲目追求数量的问题？根子还是政绩观的错位。把开工当落实，把建成当完成，把数量当成绩，都是错误政绩观在实践中的表现。要自觉按照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部署，切实遵循最高检党组一体抓实“三个管理”的要求，教育引导广大检察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坚决摒弃“唯数据论英雄”“数字攀比”的错误倾向，杜绝将数据指标异化为工作目标。要发挥考评的指挥棒作用，把模型是否实用、是否有效作为考评模型构建工作的主要依据，引领检察人员紧紧围绕“关键在于应用、在于有效”这个原则推进模型研发应用工作。

实践中出现的问题，要用实际行动来解答。最高检提出的“业务主导、数据整合、技术支撑、重在应用”数字检察工作机制，为推动数字检察工作科学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按照这一要求指导实践，深化业务与技术协同机制，务实有序深化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应用。要坚持业务主导，锚定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聚焦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任务、重点领域、重要事项，紧密结合业务部门办案实际需要，加大模型研发应用力度。要充分发挥“检察一体化”优势，提升模型研发应用质效。根据2025年模型应用业务竞赛规则，同质化模型将不能再上架到最高检模型管理平台。这就需要上级院加大统筹力度，结合业务实际为下级院提供方向性指导，防止“闭门造车”“各自为战”，从源头上避免多头研发、重复建设、互不兼容。要加大优秀模型的推广力度，总结推广一批实用管用、好用易用的优秀模型，规范开展监督模型场景体系化建设，做好迭代升级、深化推广实践。起步晚的地方更不能盲目建设，要积极向先进地区“取经”，借鉴已有的成熟模型，通过本地化改造解决“水土不服”问题，最大限度提升模型应用效能。

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。我们要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高质效推进数字检察战略，让每一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都扎根办案实践、释放治理效能，成为促进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强劲引擎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检察动能！

来源：检察日报·要闻版